然而金融界只晓得做公债，做地皮，一千万，两千万，手面阔得很。

Q：不过问题在于，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并不追求结果平等，但现在机会很不平等，权力和资本扭曲了许多资源和机会，竞争很不充分。道德风险就是我今天表面上看是帮了你，把你这个银行、企业救下来，但对整个社会和这些当事人来说，实际上是害了大家。

所以过去对金融市场的认识、金融通识的认知，对自由市场的认知，都是被忽视。这样的话，在宣张个人权利、个人自由这方面，你才可以有真正的经济基础、金融基础。这样使得房地产供给有更多来源，房价有可能比较便宜。中国的改革经验恰恰证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经济、政治模式非但没有得到否定，反而得到了中国经验的支持。5、中国资本市场搞不好，股市搞不好，其中很大原因就是工程思维还是唱主角，而不是金融思维、市场思维来唱主角 Q：现实问题太多，但时间有限，来不及问完，所以我最后想问两个历史相关的问题。

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这些丰富的金融市场，到最后都可以让整个社会，不管是老百姓，还是企业、国家，都可以提供那么多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也好，工作、事业、国家安全也好，都可以提供很多不同的工具。例如，对原来发展前景好的企业的私人投资包括天使投资、风投和私募收不回来，就是这种情况。

以财政补贴为例，政府在提供补贴时，都应该事先确定一个时间表，让被补贴方了解什么时候停止补贴。拿到政府补贴的科技型企业，数着政府提供的钞票，心里还笑话政府。但发展前景差的、会寻租捞好处的企业却生存下来。这就要求尽量减少产业政策，最大程度推行竞争政策。

单纯从个人基本权利需要同等保护这一原则来看，产业政策就需要得到克制甚至放弃，充其量也只能允许少数例外。补贴的瞄准度一般很差，一百笔企业补贴发下去，能够有5%发挥作用，就不错了。

但是，我们仍然要警惕产业政策的危害。最好的创新政策是充分发育市场经济、保护产权，尽可能扩大企业家的自由运作空间。一项良好的竞争政策的核心要点，是让私人产权和竞争在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如果产业政策多了，价格体系就乱了，其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在同一个行业中，发展前景好的企业有时候因为游说政府的能力不足，而衰败下去。

正因如此，产业政策可能适合于作为例外，集中力量做一两件大事的那种情况，也就是说，不排除政府有时候能够集中财力发挥某种不对称力量，做成大事。补贴不能补到产品周期的末尾阶段，也就是衰退期，因为，对这一阶段的补贴就是保护落后，维护过时的经济结构。这意味着，我国若要推行产业政策，也应当奉行竞争优先的原则：政府首先要保护竞争，而不是保护特定的竞争者。补贴不能到处撒芝麻，必须有一定的集中度，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很显然，这里的干预其实还是竞争政策的延伸，从属于建立和维持一个竞争秩序的竞争政策。国内的新能源领域就存在类似的问题。

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由欧洲两个最大的军火供应制造商——欧洲航空防务航天公司（EADS，80%股份）和英宇航系统公司（BAE，20%股份）共同拥有。创新更与市场作为自发秩序的发育、企业家在自发秩序中的创造性以及资本的异质性等因素有关。

具体而言，按照德国经济学家盖瑞特的观点，这种干预或调节要遵循以下三项原则：一是在采取干预之前，国家必须限制利益集团的权力。看来，产业政策倚重政府补贴和政府投入也能够做成一两件大事，但是做不成太多的大事。这对于政府而言，相当于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这时候的政府往往犯了知识狂妄症。这是因为，科技创新是随机事件，政府官员和市场主体一样，没有人能够拥有充分的信息，知道哪个经济主体会成功实现创新。儒家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理念，多多少少影响着官员和民众。有时候，补贴也有成功之处。

后者强调个人产权和市场竞争秩序，认为只要借助市场看不见的手，由政府提供一个法治环境，就足以推进创新和发展。我国政府、学者和产业界对产业政策过于痴迷，对产业政策带来的问题执迷不悟，近年来产业政策有些变本加厉，是该到清醒的时候了。

这里，这些政府官员的好处就可能涉及一些私下拿到的好处，这就造成了租值耗散，形成了腐败之源。进入 冯兴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产业政策 。

美国波音公司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相互指责对方国家的政府提供大量补贴。而这些成本累计起来（比如50亿元），有可能会多于租值即补贴金额（比如10亿元）本身。

政府应该建立和维持这样一个竞争秩序，并在法治国的框架内运作。这显然缺乏竞争之维和公正之维。研究大型飞机，民营企业通过建立产业技术联盟，借助开放市场，也能取得成功然而，被视为是PPP明星企业的东方园林5月份公告称，公司原计划发行不超过10亿元的公司债，但最终发行规模仅5000万元，票面利率高达7%。

与此同时，财政政策的去补贴效果也逐渐显现，部分企业经营压力有所加大。整体来看，2018年上半年，金融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有所抬头，5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9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9%，相比年初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呈现双升。

一方面，流通市值呈现两极化特征，流通市值小于30亿元的股票大幅上升，当2015年8月跌破3000点时，市值低于30亿元的个股仅有295只，占当时市场总数的10.64%，而6月末市值低于30亿元的个股达到1487只。另一方面，个股成交量呈现两极化特征，2018年上半年日均成交额5000万元以下的个股1432只，较2017年同期增加了828只。

与中国上半年中性趋紧的货币政策和偏缓的财政支出不同，美国和日本去杠杆的一般政策搭配是松货币、宽财政、强监管，即货币政策较为宽松，低利率与量化宽松并行，降低企业负债成本。汇率波动幅度加大，外部冲击的不确定性有所上升。

流动性风险 相比美国和日本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经历的去杠杆过程，本轮中国金融去杠杆面临的宏观环境和微观基础有所不同。在相对平稳的经济增长总量数据背景下，可以看到，经济发达地区与相对落后地区的分化、产业过剩行业和新兴行业的分化、优质企业和落后企业的分化。债券违约主体的行业也呈现类似特征，既包括石油天然气、化工、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也包括公共事业、交通运输、建筑装饰、消费品生产等现金流偏紧的弱周期行业。而2018年上半年日均交易超10亿元个股达49只，而2017年同期仅为26只。

目前金融去杠杆的进程也是银行理财等资产管理业务打破刚兑、减少交易链条、简化交易结构、充分暴露信用风险的必经之路。在分化调整中，一批新产业、新业态、新主体在加快孕育，经济向中高端迈进的步伐将逐渐显现。

以工商银行为例，东北地区不良贷款余额从115.7亿元上升至196亿元，不良率从1.64%上升至2.67%，但从上半年债券违约状况来看，违约主体的地域以浙江、山东等发债规模较大的地区为主，据统计，违约主体中有三分之一为华东地区的民企，长三角地区债务违约已有所抬头，这显示债券市场的违约风险还处于长三角领先释放的阶段。目前，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已经日渐显现，我们应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动经济金融全球化和市场化，抓住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大机遇，推动大湾区的经济金融一体化，并以此为窗口实现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接轨，重新发挥好中国香港在当前这一新的国际环境下作为内地与国际市场纽带的作用，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资本流动大幅波动等可能带来的外部冲击。

截至2017年，中国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56.9%，较历史高点仅回落10个百分点。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既受到金融机构自身经营状况和外部监管环境的影响，也是外部金融市场冲击和内部货币政策环境的微观表现，更是实体经济发展经营状况及融资能力的写照。